OF4-EP3：红心国王（19） (第1/2页)
　　
　　OF4-EP3：红心国王（19）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迈出新的一步。任何革命性的变革都必须建立在广大民众对变革的拥护、顺从、至少不加挑战的态度之上。他们必须对现状感到极度沮丧、极度挫败、极度迷茫、极度看不到未来，才愿意放弃过去，拥抱未来。这种接受本身就是任何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尤里·纳尔莫诺夫，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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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于2029年底的那场灾难【失落的圣诞】给日本各界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教育界自然也没能幸免于难。许多位于日本内陆地区的大、中、小学校因GHQ仅动员UN维和部队重点保护沿海主要城市而被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位于东京等主要城市的学校也可以像灾难发生之前那样正常开办。以东京都市圈为例，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GHQ出台了第一版防疫规定后关闭，原本在学校内就读的学生则改为接受网络教育，由此带来的纠纷可谓数不胜数。待到GHQ尝试着放宽防疫规定、允许学生返回学校接受教育时，已经有不少无法维持运营的东京本地学校在此期间关门大吉。
　　
　　早在2034年之前，尝试着逐步恢复日本社会原有秩序、降低防疫压力和当地居民对GHQ敌意的部分GHQ官僚在本地合作者的建议下以东京市内各区为基本单位进行了学校重组。那些或是历史悠久、或是诞生于21世纪的学校连同它们的名字便就此作古，成为了东京市民们仅能在回忆中拜访的历史遗产。从这些学校的尸体上拔地而起的，则是GHQ主持建立的一系列新型学校——从小学延续至大学的贯通式培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群体的流动性，从而减轻GHQ的防疫压力。
　　
　　坊间谣传，当初建议GHQ按照这种模式重组学校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正是后来死得十分蹊跷的特殊病毒灾害对策局首任日本人局长茎道修一郎。无论茎道修一郎当初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用心，GHQ并没有在他毙命后暂停甚至是逆转重组学校工程的打算，各项合并学校、重新分配教师资源的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仅如此，在另一些外国顾问的建议下，本就视原本由日本官方机构控制和管理的公立学校为不良财产的GHQ大方地把大部分公立学校出售给了愿意接收它们的教育集团，并从中大赚一笔。
　　
　　“看看，还有这么多机构可以出售。之前的估价实在是太低了，以后还要继续抬价、让日本人多付些钱。这样一来，就算我们和国会山还有白宫那群根本不想让我们回国的混账决裂了，也能继续在日本维持几年。”特别参谋部高层是这一系列交易的主要受益者群体之一，如果不是因为GHQ的尴尬现状使得他们实在不知该把自己的财产配置到何处，也许他们就该提前畅想着美好的退休生活了。“杨准将也发了财，我听说他现在可是最受东京女人欢迎的男人。”
　　
　　“你是说在日本人之中，还是在我国公民之中？”起了好奇心的特别参谋部工作人员忙不迭地打听了起来。
　　
　　“有什么区别吗？他有那么多钱财没处使，几年前又死了妻子，唯一的儿子又不受他喜欢……我要是个女人，我也不会放过这样的目标。”休息室里一名穿着军服的维和部队军官并无恶意地开起了上司的玩笑，“来日本这几年啊，参谋部总是瞧不起咱们特别参谋部，把我们当文官看待。可是他们和华盛顿闹翻了之后，不还是得求着我们搞定资金和其他资源？趁着这个机会，推举杨准将当特别参谋长……不，就算是当GHQ的最高司令官也是理所应当的。”
　　
　　“伙计们，我不想说不吉利的话，但我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等到我们手里能出售的机构都卖光了……那时候又要怎么办？”角落里另一名穿着军服的特别参谋部办公人员有些担忧地说，GHQ与日益受到源质基因公司影响的华盛顿关系不佳已是UN外交官们也很难掩饰的隐患，而看似支持GHQ的合作者也只是因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屈服，“日本人肯定不会欢迎我们的，如果合众国也不欢迎我们，那……我们不就成国际难民了吗？”
　　
　　“喂，别总想这些太遥远的事。我们至少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把我们当初从日本人手里直接白白拿来的这些东西再以高价【归还】给他们……谁说得清几年之后的事？也许那时我们已经战胜了天启病毒和钢皮病疫情，而源质基因公司会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企业。”房间里看上去最像日本人的一人发话了，他的相貌与东京街头的大部分同龄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只有与众不同的五官轮廓和颜色稍浅一些的头发昭示着他并非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居民，“白宫这十几年来的愚蠢决策不在少数，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等同于逼着这里的几十万军人彻底自谋生路的决定。”
　　
　　“但愿不会吧。”
　　
　　在日本境内主要媒体的报道中，GHQ大肆向愿意合作的日本企业家出售各公共领域服务是双赢的交易，但或许也只有GHQ一方会对这些交易感到满意。无论现在GHQ做出多大的让步，从一场又一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日本企业家们永远会记得，自己眼下需要出巨资收购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日本人的。
　　
　　当然，这些把明哲保身视为GHQ治下生存法则的商人们还无法把怒火发泄到GHQ头上，而且他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是几年，又或许是十几年——都必须与GHQ合作才能勉强维持日本摇摇欲坠的秩序。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了为GHQ提供大量资金的日本企业家急需用买到手的工具回收成本，GHQ也通过持续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为这些依然可靠的合作者提供了些许便利，代价则是平民的生活成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飙升，东京市区内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因从商店盗窃食品而被警察逮捕。这些被捕的平民很快就被送往位于重建工作前线的建筑工地用劳动偿还债务，以弥补其盗窃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对千千万万的普通东京市民而言，GHQ放松经济管控前后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区别。几年以前，不愿无偿为全体日本人经常接种疫苗的GHQ选择用征收重税的方式帮助其盟友源质基因公司平衡研发和生产疫苗的成本，以至于有些东京市民宁可完全以领取UN救济物资为生也不愿外出工作。局面似乎在GHQ主动提出为日本人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旨在控制钢皮病疫情蔓延的各项医疗服务后有了转机，但过去东京市民因有偿接种疫苗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下跌后，很快便由于GHQ撤销了许多经济管制措施而回升到了原先的水平。更要命的是，现在他们也没法去找自称处境艰难的GHQ领取UN救济物资了。
　　
　　至于GHQ是否仍以原先的理由从外界接收UN和其他国际组织、国家乃至个人捐助的救济物资，则是被困在列岛上的日本平民无从知晓的。
　　
　　直到有日本籍GHQ工作人员和警察因盗窃食品而被抓，GHQ高层才意识到他们用来讨好日本企业家的那些手段或许对日本平民而言实在是太不友好了。正当他们为如何应对迟早要爆发的汹汹民意而头疼时，代理民政局长一职已有三年的格里菲斯上校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能够加强日本人与GHQ合作的新举措：为忠诚又勤奋的合作者承担一切基本生活支出，既能说服合作者心无旁骛地工作，又能借此吸引更多日本人效力于GHQ。
　　
　　“其中，最早与本局开展合作的机构，是天王洲大学。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维持了两年多，最早是在防疫工作和另一些没有明确界定范畴但与防疫工作有关的事务上，后来则逐步拓展到了本局负责的各领域。”放在两年多以前，麦克尼尔邀请大学生兼职为社会课工作一事肯定会被GHQ高层当成蓄意泄密甚至通敌的典型反面案例。但时过境迁，主张对日本社会各界实施全面控制的一派在GHQ内已经失势，更多地依赖合作者管理日本的GHQ也没有什么理由否定民政局的大胆尝试。“已经从大学毕业的合作者中，有超过80%进入了GHQ或GHQ控制的企业、社会组织继续为我们服务。此外，尤为可喜的是，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年轻人成功地摆脱了一度在许多学校中流行的幼稚风潮——我指的是不需要理由和原则的、毫无根据的敌对思维——并且勇敢地与不正之风斗争，从而改善了我们的公众形象。因此，我建议在民政局经验的基础上，允许GHQ的各机构与日本平民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要利用这个机会最大限度地动员日本人参与到我们主导的行动中，不是像以往那样充当旁观者或被动接受的受害者。然后，他们才会相信，帮助GHQ就是帮助日本……就是自救。”
　　
　　“要不是他们吃不上饭，这些口号和条件也骗不到他们……”会议室里的军官们交头接耳了一阵，他们都不能无视格里菲斯上校主持下的民政局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所以说，放松管制真是个天才的主意。我们让日本人饿肚子，日本人就会仇视我们；可要是日本人自己让日本人吃不上饭，社会上的抱怨和戾气则会减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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