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毒树之果” (第1/2页)
　　
　　他从桌上拿起那份医学鉴定报告，翻开，翻到某一页，食指点了点上面的几行字，然后抬起头，目光像两把手术刀，直直地切向控方席上的卡特检察官。
　　
　　“根据我方委托的第三方医疗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梁家骏先生在进入中央警察局时，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任何需要就医的外伤。
　　
　　而在被关押四十个小时之后，他身上的伤痕共计二十七处，其中包括三根手指的指甲盖下方出现大面积淤血——这是典型的“夹棍伤”，眼眶及颧骨处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口腔内侧有因外力冲击造成的溃疡，双腕有被手铐长时间紧勒留下的环形伤痕，背部及肋部有多处面积不等的软组织挫伤，以及——最严重的是——他的肺部因被反复按入冰水中而出现了轻度感染的症状。”
　　
　　邓肯每说一项，就翻过一页报告，像在翻开一本惨不忍睹的相册。
　　
　　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秦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邓肯的背影，那个微微发福的、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的背影。
　　
　　卡特检察官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声音里带着一种被人戳中痛处之后的虚张声势的愤怒：“反对！辩方律师所述的这些伤痕和症状，与本案的定罪证据毫无关系！本案的关键是梁家骏先生是否承认了自己蓄意谋杀的犯罪事实，而不是他在拘留期间是否感到不适——”
　　
　　邓肯转过身来，目光如电，声音却依然平静得像一潭秋水：“法官大人，我的论点非常明确——梁家骏先生的口供，是在非法审讯的胁迫下取得的。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以及加州证据法典中关于强制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任何在刑讯逼供下取得的供述，都不具备证据能力。如果警方的取证程序本身是违法的，那么由此取得的任何证据——包括梁家骏先生的口供——都应当被排除。”
　　
　　他顿了顿，声音降了半度，却平添了三分威力：“换言之，卡特检察官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那份认罪口供，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产品。就像一棵从毒土里长出来的树，结出来的果子，不能吃，也不配被端上法庭。”
　　
　　旁听席上又是一阵骚动。“毒树之果”——这是一个在美国法律界广为人知的原则，源自二十世纪初联邦最高法院对非法搜查案件的判例。邓肯将这个原则套用到本案上，可谓一剑封喉：不是纠结于梁家骏“说了什么”，而是直接攻击那些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如果他说那些话的时候，警棍就抵在他的太阳穴上，那么那些话就是废纸——任凭卡特检察官说破大天去，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哈里斯法官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面无表情地看了邓肯一眼，又看了看卡特检察官，最后将目光落在桌上那份医学鉴定报告上。他沉默了许久，久到旁听席上的人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而低沉，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在说话：“控方对辩方提出的口供自愿性质疑，有什么回应？”
　　
　　卡特检察官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
　　
　　他想说“口供是在合法范围内取得的”，可他也知道，那份医学鉴定报告上的照片不会说谎——一个被警方“合法审讯”四十个小时的人，身上不应当有二十七处伤痕。
　　
　　他想说“梁家骏先生是自愿供述的”，可这个“自愿”，在已经有明确的、第三方出具的伤情鉴定报告的情况下，显得荒唐可笑。
　　
　　他最终只能憋出一句：“控方……控方将提交警方的审讯记录，以证明审讯过程的合法性。”
　　
　　邓肯嘴角微微一弯，那个弧度小得几乎看不见，可秦渡看见了。那是猎手在陷阱前嗅到猎物气味的、志在必得的笑。
　　
　　“我们拭目以待。”邓肯说。
　　
　　听证会结束后，邓肯和秦渡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一人点了一根烟。旧金山的天空难得地晴朗着，阳光落在法院那排科林斯柱上，将大理石的纹理照得一清二楚。街上人来人往，白人们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过，偶尔有人侧目看他们一眼——一个黄皮肤的年轻人和一个穿西装的白人律师站在一起，这组合在旧金山并不常见。
　　
　　“法官没有当场驳回我们的动议，”邓肯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望着远处的天际线，“这意味着他对警方的取证程序已经有了怀疑。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秦渡问。
　　
　　“第二步，检方会试图证明警方没有刑讯逼供。他们会拿出审讯记录，证明给梁家骏提供了足够的水和食物、允许他休息。
　　
　　可我们有照片，有医生的鉴定报告，还有人证。梁家骏本人就是最大的证人，他的伤在法庭上会被陪审团亲眼看到。只要他站在证人席上，让他们看见他的脸、他的手、他身上的伤疤，陪审团自己就会得出答案。”
　　
　　邓肯将烟蒂弹到了街边的下水道里，动作干净利落，像一个打完了子弹、从容地退出弹夹的枪手。
　　
　　“这案子，急不得。我会一步一步来，先申请排除口供，再申请保释。保释金的数额不会小，你们先准备着。”
　　
　　秦渡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已经学会了和邓肯打交道的方式，不废话，只做最有效率的事情。
　　
　　一个月后，第二次听证会。
　　
　　三个月后，第三次。
　　
　　每一次，邓肯都像一位精密的外科医生，将警方取证过程中的每一处缝合线拆开、每一块纱布掀起来，暴露出底下那些丑陋的、见不得光的东西。
　　
　　奥布莱恩巡官被传唤上证人席的那一天，邓肯一个接一个地将问题砸向他，每个问题都像一个深水炸弹，在法庭的平静水面上炸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巡官先生，你们有没有记录梁家骏先生被审讯的具体时长？”
　　
　　“巡官先生，在审讯期间，梁家骏先生是否被允许联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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