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6章 新政成祖制 (第1/2页)
神龙元年的初夏，长安城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距离那场震动天下的国丧与权力交接，已过去数月。最初的悲恸与不安，如同渭水河面的薄冰，在季节更替中悄然消融。帝国的肌体，在新帝、内阁、咨政院、各级衙署的协同运转下，平稳地搏动着。而一种更深层、更微妙的变化，正在帝国的血脉与骨髓中发生——那些曾经被贴上“变法”、“新政”、“权宜之计”甚至“离经叛道”标签的制度与政策，在经历了二三十年实践的淬炼，尤其是在开创者双双离世后的考验，正悄然褪去“新”的外衣，无可争议地沉淀为这个国家赖以运行的基石，成为朝野上下心照不宣、甚至引以为据的“祖宗之法”、“本朝故事”。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朝堂的话语与思维定势中。
这一日朝会，议题是关于如何应对江南西道的一场局部水患后的赈济与重建。户部侍郎依照惯例，提出了一套方案：动用当地常平仓、义仓储粮平价出粜，朝廷拨付部分钱款以工代赈修复堤防，并依据《永贞新制》（指李瑾、武媚娘时期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民生法规）中“灾伤蠲免条例”，提请减免受灾州县部分夏税。
当这位侍郎在御前侃侃而谈，援引“新制”条款时，无论是龙椅上的新帝李显，还是丹陛下的文武百官，没有任何人觉得突兀或刺耳。仿佛那“新制”并非二三十年前才颁布施行，而是如同《唐律疏议》一般，是开国以来就存在的、天经地义的律法。甚至，当一位较为年轻的御史提出，是否可参照“永贞五年，淮南大水”时的处置成例，优化赈济流程时，他口中的“永贞五年”，也如同“贞观某年”、“开元某年”一样，成为一个代表特定时期、可供援引的标准时间坐标。没有人再去刻意区分这是“先帝（李治）旧制”还是“则天、李公新政”，它们都已浑然一体，成为“本朝制度”的一部分。
朝会散去后，狄仁杰与张柬之并肩走在出宫的甬道上。初夏的风穿过宫墙，带来一丝凉爽。张柬之看着宫道两侧规矩肃立的金吾卫，以及远处井然有序进出各衙署的官员胥吏，忽然感慨道：“狄公，你可曾记得，当年李公初提‘内阁’之议，朝中是何等哗然？言官们以‘变乱祖制、权归私门’攻讦不休。再看如今，莫说朝堂，便是地方州县，若无‘阁帖’下行，官员竟不知如何施政了。这‘内阁’，倒真成了我大唐的‘祖制’了。”
狄仁杰脚步未停，苍老的脸上浮现一丝复杂的笑意，缓缓道：“何止内阁？你听方才朝上，户部、工部、甚至御史言事，张口闭口，无不是‘依宪章如何’、‘据新制怎样’、‘查永贞某年成例’。二十年前，这些都是需要力排众议、甚至雷霆手段方能推行的‘新政’。如今，反对它们，倒成了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便是时间的力量，也是实效使然。行之有效，利国利民，自然深入人心。当年骂得最凶的，如今用起来，怕是最为顺手。”
张柬之点头称是。他想起了科举。如今科举取士，虽然经义文章仍是主流，但“明算”、“明法”乃至新增的“格物致知”等科，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各级官学、私塾，甚至不少世家大族，都在子弟教育中加入了算学、律法乃至粗浅的格物知识。因为不学这些，在越来越注重实务策问的科举中，便难以脱颖而出。那些曾经讥讽“算学取士，有辱斯文”的老学究，要么故去，要么也只能看着自家擅长诗赋的子弟在铨选时不如那些精通钱谷刑名的“新学”之士得官快捷而徒呼奈何。科举的内容与标准，已然革新。反对者不是没有，但声音已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与晋升通道，已经按照新的规则运行了二三十年，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
“还有税制，”张柬之补充道，“两税法，摊丁入亩，简化税种，以资产为宗……当年推行时，触动多少豪强利益，闹出多少风波。可如今，百姓习惯了春秋两税，官府习惯了依据户籍田亩征税，朝廷的度支也能更有预期。再去恢复租庸调那套繁杂的名目，莫说百姓不答应，便是各级衙门，怕也不知如何下手了。这‘新法’，早已成了‘常法’。”
两人行至宫门，各自登车。狄仁杰坐在微微颠簸的车厢内，透过车窗，望着长安熙攘的街市。商铺林立，货殖繁盛，行人脸上多是平和之色，间或有高鼻深目的胡商牵着驼队走过。他想起李瑾当年力排众议，扩大市舶司，鼓励海贸，甚至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某些原本官营的行业。当时多少人痛心疾首，以为“与民争利”、“坏了规矩”。可如今，市舶税收已成为国库重要来源，海贸带来的新奇货物充盈市场，朝廷控制的几个关键行业（如盐铁、铸币）依然稳固，而放开的行业则活力迸发，创造了大量财富与就业。这“与民共利”的规矩，也已成了新的规矩。
马车路过国子监，隐约听到里面传来的诵读声，不只是传统经义，似乎还夹杂着算学口诀。狄仁杰微微一笑，想起了李瑾当年在国子监增设“实学”课程时引发的激烈辩论。如今，国子监的“实学”已成为常设科目，虽然地位或许仍不及经学，但已无人能否认其必要。甚至连皇室子弟、勋贵子孙的教育中，也少不了算学、地理、乃至粗浅的格物知识。因为不懂这些，未来便难以理解这个日益复杂、被“新政”改造过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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